为日本市场开发的技术和产品在新兴市场国家卖不出去。特别是在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，日本厂商的技术和产品因为技术过剩或质量过剩而并不为客户接受，引发了“孤岛现象”。这种现象与克雷顿·克里斯滕森教授指出的“创新者的窘境”相同，有意见认为应该称之为“新兴市场国家战略的窘境”（东京大学制造经营研究中心）。

    “创新者的窘境”是指某产品领域的领军企业为了忠实满足该领域现有大客户的要求，而疏忽新客户要求的“定律”。克里斯滕森以硬盘产业为例，分析了硬盘领域领军企业新老交替的原因。

    问题的关键在于创新的两个类型：“持续性创新”和“破坏性创新”。“持续性创新”是指某种产品的领军企业以主要客户为对象，阶段性提升性能。从硬盘来说，就是按照计算机厂商的要求，提高存储量、处理速度、可靠性等性能。与之相比，“破坏性创新”是指在某个时间向市场投放性能、价格均远远低于主流的产品，开拓新的用途。

    “创新者的窘境”就是指这种性能、价格皆低的产品打赢高性能、高价格产品的情况，也即“劣币驱逐良币”现象。但这种情况的出现需要具备几个“条件”。其中，技术过剩及质量过剩——“在满足客户要求的过程中超越了客户要求”尤为重要。

    书中指出，“创新者的窘境”是领导某种产品的大企业极易掉入的陷阱。那么，为什么在新兴市场国家日本厂商容易出现这种现象呢？

    笔者认为原因是日本厂商“持续性创新”的效率过高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按照客户要求追求性能提升的过程中，开发本身变成了只追求提高性能和可靠性的活动。

    虽然各国企业都以盈利为最终目的，但日本厂商的实现方式却不同于美国和中国厂商。日本厂商倾向于首先借助制造实力提升性能和可靠性后，最终实现盈利。提高制造实力容易自我目标化。与之相比，美国和中国厂商思考的则是盈利多少，然后再按需强化制造能力或是对外采购。

    问题的关键是，如果日本厂商和中国厂商同时向中国市场投放产品和技术，那么，前者和后者进行的则分别是“持续性创新”和“破坏性创新”。

    日本厂商进行“持续性创新”的着眼点是日本市场客户。在面对中国市场的客户时虽然可以改变质量和可靠性水平，但是，这样做的话，制造能力的构建与日本客户的需求相背离，所以日本投放产品的质量和可靠性水平大多与日本相同，这就出现了“过剩”现象。因此，中国厂商就是以日本企业的这种“过剩”为突破口，依靠满足客户要求的技术和产品而“巧夺”市场的。

    中国和美国厂商首先需要确定收益多少，在制定战略时就必须推测出客户需要的价格和性能。由此拥有对客户要求反应迅速的“体制”，这是其优势所在。

    但这种做法也可以看作是短期行为，长期效果就不同了。正像前面说的那样，日本厂商一直依靠制造能力的提升来提高产品的质量和可靠性，这会使得客户在使用产品的过程中逐渐产生信赖，起到了提升品牌价值的效果。也就是把“制造能力提升”转化成了“品牌价值提升”，实现这一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。

    而目前在中国市场上，日本产品良好的质量和可靠性还未得到充分的认知与理解。换言之，在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，“持续性创新”和“破坏性创新”的区分还处于流动状态。当中国客户发现日本产品的技术和质量优势后，“过剩”将转变为“恰当”，“破坏性创新”将再难起到“破坏”作用。

    认为“区分”可能变化还有另一个原因。以一跃成为“破坏性创新”主角的中国厂商为例，他们的技术大多是简单模仿，或是按照发达国家厂商构筑的模式生产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由于陷入同质化竞争而使技术革新停滞，最终无法发挥“破坏”作用的实例屡见不鲜。

    既然存在变化的可能，日本厂商努力的重点就应该放在宣传日本产品的技术和优势上。另一方面，日本厂商可能还需要“两面作战”，重新审视前面提到的产品化过程中形成的“过剩体制”，按照中国市场的需求剔除过剩部分。

    对于中国厂商而言，能否摆脱简单模仿，向“低成本化技术”、“小型化技术”等适合中国市场的“破坏性创新”方向发展是亟待解决的课题。

    这就像是日本、欧美等发达国家企业开发的一些技术没有在发达国家取得成功，却以过时技术“复活”的形式出现在中国那样。《现代中国产业》以VCD和PHS为例，介绍了发达国家企业开发的技术未能在发达国家成功，却在中国创造出巨大市场的事例。该书把这种事例称为“岔路创新”。

    而紧随其后的，是来自中国的真正的“破坏性创新”。这一现象已经在通信设备和汽车领域初现萌芽。一旦“全面”展开，很可能突破中国国内的范畴而向全球展开，甚至波及日本市场。到那时，日本就应该虚心学习，掀起新一轮的“破坏性创新”。